文革前后的父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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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李勤，籍贯广东中山，1920年6月出生。由于家境不错，父亲得以读书上学。
父亲从小聪明、认真，后来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，1944年毕业后，凭借学过的“保险学”，进入上海东亚保险公司，在水险部工作。
父亲主要担任各项海运、铁路运输、空运、船运和战争保险的承保、分保、联保、赔款等业务。
当时，上海东亚保险公司沿用国际保险惯例，用英文办理各项业务核算，父亲较好的英文水平发挥了主要作用。
1945年，父亲又报考了上海京沪区铁路管理局，也是很顺利地被录用了，分配到检查科联运股担任会计。
正值八年抗战胜利，百废待兴。当时会计处有四百多人，整日忙个不停。
在一些老同事的帮助下，父亲很快就能够独当一面了，做到了检查认真、分摊各路收入及时准确，受到上司好评。
但父亲仍然心怀壮志，想找一个管理水平更高的企业工作，以便有更大发展。
于是又报名投考中国航空公司供应科。
仍然是一考即中，从而辞退了铁路会计之职，1946年进入中国航空公司机航组供应科工作。
该科共有一百多人，原来采用的是泛美航空公司的制度，后来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，制定了适用于中航的一套管理制度。
在中航，父亲先后当过库房保管员、料账员、清点小组组长等职务。
由于在学校学过航空企业管理，加之父亲善于学习、适应能力强，因而在实践中得心应手，工作颇为顺利。
1948年底，中国航空公司的机航组决定迁往香港，他们供应科担负全厂的设备和器材的搬运、运输工作，以确保不影响飞机的维修工作。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点亮了航空公司广大职工的心灵。
在党组织领导下，大家心向祖国，于1949年11月9日“两航”人员在香港正式宣布起义。
父亲认识到：“知识和技能不单纯是为了个人谋生，如果没有祖国的富强，谈不上个人的前途和幸福”。于是和大家一起积极担负起护产任务，将大量航材运送回国。
1950年初，父亲跟随“两航”起义后，被组织安排在上海学习。同年分配去山西省太原市太行仪表厂（221厂）进行建厂工作。
221厂属于当时156项重点工程之一，他们首批30人来到太原成立工程处。
父亲分管器材供应，建立了一套工程处适用的供应、保管、运输、采购、料账的制度和有关凭证及记账卡。当然，也要参与接收建厂的设备和器材。
1951年5月1日，建厂初步完成，正式举行开工典礼，投入生产。
父亲被分配到发动机车间，负责发料间，总装供料。
1954年，父亲又被调到246技校，担任教学一年，主要培训青年技工。
1955年，221厂成立工具科，调父亲担任计划调度组组长。
父亲他们负责为一百多人的工具车间安排生产、工、模、夹具，建立控制卡片，制定各项消耗定额，摸索出一套工具生产管理制度。
1956年，父亲晋升为工具科副科长，在工作中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计划员、调度员、统计员和材料员。
我母亲林洁琼也在厂里上班。
我们这些职工子女开始没有学校可去。中午自己从家里的抽屉拿几张饭票，到食堂吃饭。其他时间到处淘气惹事。
听说当时大营盘，二营盘，三营盘之间有日本人留下的地道，有的小朋友就进去玩，大人们说万一有地雷是很危险的。
厂领导看到这些职工子女没人管是不行的，就很快成立了小学校。开始由一些技术人员当代课老师，后来逐渐来了一些专业老师才正规起来。
1957年反右斗争中，因为上头要凑指标，父亲也被划成右派分子。主要罪状一是用人不当，二是崇美反苏。
关于第一项罪状，是有人分配到父亲科室工作，后来发现这个人有历史问题，就说父亲重用了坏人。
至于第二项罪状，主要是当时试验美国和苏联的空速管，父亲认为美国的一些指标较好，这就得罪了苏联专家代表。
1958年，父亲受到降职、降薪处分，下放车间劳动。
到了1959年10月，父亲被进一步处理，清理出军工企业——太航仪表厂（221厂），下放到地方企业——大同市综合机床厂（大同齿轮厂）工作。
1960年，父亲又被发配到山西一些水库劳动改造，先后到过高山水库、赵家窑水库、下米庄水库等。
1961年秋，父亲被调到金沙滩农牧场劳动改造。因体力消耗大，营养不良，得了肝炎。
母亲也受父亲牵连，被辞退了工作。
全家的生活逐步陷入困境。当时厂里给我们全家5口人分了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房子，常年看不见阳光。房间门窗漏着很大的缝。
因地方小，房间里不能放火炉，也缺少柴和煤，只能晚上烧土炕。
当时我刚10岁，就和母亲拿着篮子去很远的煤场买煤。挎着煤篮子，走二三十米，就放下歇一会，再继续走。
冬天外头零下20多度，房间里也是零下20几度。这是我记忆里第一个最冷的冬天。
1961年底，父亲终于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，又调回大同综合机床厂，分配到财务科，从事成本核算工作。
我家住房也有所改善。
从1962年起，父亲参加了历次的固定资产清点工作，并建立了单台卡片管理制度，财务科设两套卡片，一套按设备分类排列，另一套按使用部门排列。
好日子不长，文革又来了。1966年，父亲再次被下放车间劳动，到工具车间。
由于父亲过去对工具管理有点心得，于是根据车间的生产，逐步对工具管理加以改进。亲自抓工具的成套，做到零件进度心中有数，管理日趋完善。
两年后调进工具科当计划员，建立健全了一套工具生产管理办法。
文革时期，红卫兵来家里抄家两次。把家里全都翻了个遍，拿走了一个照相机和几件西服、大衣，说是封资修的东西都要拿走，野蛮程度空前。
那时我才知道，人是分类的，工人、贫下中农、革命干部是红几类，地主、资本家、反革命等是黑几类。
父亲说，我爷爷是邮局职员，我家的成分是职员，我们的孩子是被列到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。
于是在1968年，我被安排下乡插队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
当时同学中出身好的，优先分配到兵团、军马场、煤矿，可以挣工资。
我们只能到雁北地区插队，挣工分，年底分红。每天劳动大概能挣3毛钱左右。
头一年，我们住老乡家羊圈旁边的杂物间，门缝有半寸宽。
雁北的冬天，常常零下十几度，外面的雪可以下到屋里。
晚上睡觉，为防冷，要戴着帽子睡，早晨帽子上就有呼吸水气凝结的白霜。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二个最寒冷的冬天。
后来，我们插队知青堆砖窑、烧砖、上山采石、烧石灰，自己盖房子，这才改善了居住条件。
我参加了农村生产队的各种劳动，春种、夏锄、秋收，烧砖、打井、盖房……
我妹妹李琳后来也去插队了。
虽然农村生活艰苦，但父亲还是教育我们，要相信国家总是会向好的方面改变和发展的。
1970年，父亲由上级指派，去帮助大同市专用机械厂整顿会计工作，建立财会制度。
前后用了两个多月时间，培养了各个岗位的会计人员，做到既有分工，又能互相配合。
通过补报六个月的决算工作，使会计工作正规起来，受到该厂领导的好评。
由于父亲业务精湛，坚持原则，实事求是，多次被抽调参加查账工作。1971年配合大同市南郊纠正了一起贪污冤案。
1972年，厂职工人数增加到两千多人，在工资核算时，采用个人卡片，每组人员钉成工资一册，各车间汇总一清单，全厂汇总全厂清单，每年更换一次工资卡。
为了保证及时发放工资，原则上当天向银行提款当天发放完毕，保证财务科不留工资（现金）过夜。
父亲提议，并经上级批准，又推行了“角、分尾数的调整办法”，在发放工资时只发到“元”的整数。
开户银行对此也感到方便，广大职工和工资发放员都感到方便，提高了效率。
1974年，张青树厂长为了加强财务成本核算，要求在全厂范围内开展二级核算。
在许科长的领导下，采用“转移式定额差异法”，父亲在制定“产品定额成本卡片”和“核算示范”方面做了许多工作。现在此法仍在使用。
在完成财务工作的同时，父亲还多次组织厂内会计人员学习，并担任一部分主讲。
兄弟厂或院校实习生来厂后，领导上一般都指定父亲去对接。
父亲总是耐心将书本知识和实际做法结合起来，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，并认真为他们写好实习鉴定。
年终决算后，父亲多次参加主管省厅组织的决算汇审工作，通过走出去、学到了兄弟厂的长处，回厂后，改进自己的工作。
由于工厂发展生产需要，先后购置一些进口设备。父亲英语较好，就协助技术部门和车间，对多数英文资料进行翻译。
如翻译瑞士奥林空螺旋伞齿轮机床英文说明书，翻译美国格里森机床英文说明书等，保证了设备安装、试车、验收、使用的顺利进行，为引进国外技术做出了贡献。
终于拨乱反正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时期。
1977年起，国家要恢复职称评定工作，科技人员学习外语之风兴起，父亲曾用了两年晨晚的业余时间，为厂专科以上的技术人员复习英语。
父亲还用仪表检修技术，业余时间为厂里职工修理过几百块手表，受到大家的称赞。
父亲的遭遇也影响到我们子女的前程。
恢复大学招生那年，车间推荐我去上大学。当时还有一个市领导的孩子，她还曾问我分数怎么计算，我告诉她了。
但后来，她被选为工农兵学员，上了大学，而我却落选了。
组织部还找我谈话，劝我不要灰心，以后还有机会等等。
父亲也劝我说:“由于文革，领导的孩子也一样没学上，让他们先去吧。”
平时父亲经常教育我们，要好好学习，努力工作，做一个有用的人。
直到1979年全国首届电大招生，我经车间推荐，参加了选拔考试。我以全厂第一名的成绩，被录取。
电大毕业后，我参与齿轮箱装配线设计，其中有六个装配工位是由我设计的，平均75秒装配完成一台齿轮箱（变速箱），当时居全国领先地位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，减轻工人劳动强度。
我还还参与机床数控改造，进行许多非标设计。
我和弟弟工作后都多次获得奖励，这些要感谢父母的教导和鼓励。
1978年底，原太行仪表厂（221厂）派专人到大同齿轮厂，与厂领导和组织部门协调，把父亲错划为右派分子、21年的冤案得到平反，恢复了原工资。
1979年底，又恢复了副科长职务。
1980年，父亲被主管省厅授予会计师职称，并任山西省会计学会大同分会理事。
1981年，颁发了《两行起义人员荣誉证》。
1982年2月，被省职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借用，对全省1966年以前参加会计工作，申报会计师的同志进行“会计师职称”认定工作。
父亲还获得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的表彰。
在工作之余，父亲还发表了多篇论文，如1983年的《工资和奖金在企业生产中的作用探讨》，1984年的《加强材料管理提高经济效益》。
1983年，父亲当选为山西省六届人大代表。
1980年父亲退休时，按1946年离休干部待遇。
1994年9月，父亲去世。
（作者注：本文内容得到了弟弟李民、妹妹李琳的大力协助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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